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第7节
第三节复出
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军起，清总督瑞澂逃，海内纷纷响应，清廷震骇。因庆王、徐世昌保荐，再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水陆诸师进攻。
初以北洋劲旅克汉阳，而同时民军亦克南京，各省或反正或独立。清廷见事急，乃下罪己诏，罢皇族内阁，以袁为内阁大臣。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当然要派兵去讨伐。派什么军队好呢？摄政王载沣所统率的禁卫军，既非久经训练之师，又要留在京城保驾。当时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北洋军。派谁去做统帅呢？有人建议启用袁世凯，理由是北洋军是在他的手里建成的，派他去督师，可收‘指挥若定’之效。”
“就在这时候，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北京大放空气说，袁世凯是当代精通军事的大员，而北洋军又是他一手练成的，必须启用他才能指挥如意，否则夜长梦多，只恐前途不妙。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在公使团会议上，主张促使清政府启用袁。同时，奕在朝廷里面敲边鼓，认为朱尔典等人的意见值得考虑。载沣本来是个胆小鬼，自己不敢作主，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可是，隆裕不比西太后，遇事畏首畏尾，拿不出主意来。她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满族王公的意见。奕在会议上又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戡乱。10月14日，清政府下诏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会同荫昌指挥前方各军。”
“袁向清政府提出六个条件，归纳起来只有三个：‘要早日实行君主立宪，要用和平手段麻痹革命党，要把全部兵权交给他。’清政府‘10月27日，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节制前方各军。’”
“袁受命为钦差大臣的这一天，冯国璋下了鼓励士气的总攻击令。第二天，第二镇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率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在此以前，清政府所属建威、江元等舰已向革命军投降，由刘家庙江面开回汉口江面停泊，但是革命军既未派人接收，也无妥善处置，它们便又自动地开往武汉下游，对时局采取了观望的态度。此时受了清政府的运动，又开回丹水池江面，配合北洋军反攻，军舰上的炮弹打在革命军的侧翼和后方，使革命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同时，革命军前敌指挥张景良受敌人收买，放火焚烧军火库，军心因而动摇，革命军接连放弃刘家庙、大智门等阵地，28日退守汉口市区。”（《袁世凯演义》）
第九章 辛亥革命之前后
第一节南北之对立
袁世凯复出后，宣布其政见如下见辛亥年十月十一十二两日《时报》。：
中国数百年来号称专制，其实即专制亦不完全，致民人不知尊敬政府，民人亦不明白政府应担责任。现在所以鼓动民人，而民人乐从者，无非曰不纳税、无政府耳，此亦由国无责任政府，数百年于兹之故。
中国进步党中有两种人，一种主民主共和，一种主君主立宪。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中国情形纷扰，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有不能知其详者。故欲设立坚固政府，必当询问其意见于多数国民，不当取决于少数。
除上所陈外，又各有利益，各有意见，学界、军界、绅界、商界奋发议论，若任其处处各为一小团体，则意见不能融洽，或且发生瓜分之祸！
清政府现在虽无收服人心之策，而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故以限制君权之君主立宪政体与国民欲取以尝试不论是否合宜之他种政体比较，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
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所兢兢者，在改革之实行。明知所担责任宏大，顾余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意在有益于中国，使无波折耳。故余仍望和议有成。凡民人意在保全中国者，务使其各党满意，恢复和平，建设一坚固之政府。余知国民意见明通，当不愿目睹其本国之破坏，故欲进共和党人与之筹议方略，使终战局，破除各种情意暌隔，而将从前种种不便于民者，一概除去。至各省纷纷独立，余观之与和议亦不甚暌离，当时政府之权力，既不能行于各省省会，其省会中必有数人宣布近于独立之政体，其实非全然独立，有数省，权尚在保守派之手，则迹近中立耳。其题目在推翻专制，其目的在保治安，保护人民财产，愈言共和，愈见中立。故余拟召集各省之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此问题既如此重大，故凡事应心平意和论之，不可靠一时之热忱。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从前满、汉歧视之处，自当一扫而空之。
尤有重大之问题，则在保存中国，此不能不仰仗于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以免中国之分裂，及以后种种之恶果。故为中国计，须立刻设立坚固政府，迟延一天，即生一天危险。余愿进步党人思邦国应至若何地步，与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处置妥当也。
余之志愿既如是宏大，必有误解余意者，或且受四方之攻击，事非不知之，顾余必不因稍受波折，遂更变余最高应尽之职。盖余之作为，盖为完全保护中国免于分裂计也。
袁氏非有革命思想者，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证于其后之行事可知。当时《时报》载有《袁世凯之隐衷》一则云见辛亥年十一月十日《时报》。：
袁世凯之隐衷。北京诸大老对于共和政体，颇有愿表同情者，所不能解决然者，惟一班穷老旗员，恐废却君主，伊辈之饮啄，即尔断绝，是以不免惶恐。然表面亦无反对之迹，以彼本无反对之能力也。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已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而载涛、良弼辈，亦将此等阴谋，早已窥破，暗斗之机，于是更炽矣。袁初到北京，即向人云：内阁大臣三年一任，为期太迫，恐于政治不能多所举措。识者莫不嗤之。今于共和前途，如是作梗，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也者。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惟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敛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
观此，袁之不见信于当时已可知。
方民清两军停战言和，袁氏并无诚意。辛亥十一月十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直隶、奉天、山东、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十七省代表会于南京，始建临时共和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元年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袁投箸而起，声言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而唐、伍两全权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遂罢唐绍仪全权，自任交涉之事，往来反复，徒驳片言只字，而不入本题。世凯一面又使清廷出内帑备战，又假太后旨胁亲贵报效军需，然世凯非真欲与民军较优劣，亦非真有爱于清廷，共和之必成非不知，清帝退位，又其所甚愿，顾其复梁鼎芬书云：
（上略）仆以衰病之躯，息影洹上，杜门却扫，于今三年，私冀抱瓮灌园，长为老农以没世。遭遇时变，夺我烟霞，诏旨敦迫，急于星火，坚辞再四，迄不获请，扶疾就道，仓猝誓师，军事未终，寻综阁务，艰巨投遗，非所夙期，自维绵薄，曷克负荷？所谓责孱夫以举鼎，策驽马使绝尘，惴惴于心，若赏深谷。第念先朝顾托之重，时局祸变之深，不敢偷安，勉当大任。受事以来，跼天踏地，人心尽去，既瓦解而土崩，库储已空，将釜悬而炊绝。内之则主少国危，方孤立于众谤群疑之地；外之则交疏援寡，群欲逞其因利顺便之思，正不徒共和独立之响言日盈，炸弹手枪之恫喝，咸与为仇己也。险象环生，棘手万状，怀忧茹愤，谁可告言。惟有益坚尽瘁之初心，勉竭鄙力所能至，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领土之不破碎，免瓜分之惨，纾种灭之忧。慄倦寸私，惟在于此，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知我罪我，付之千秋。一俟大局稍安，国事粗定，便当敬避贤路，翩然挂冠。成都之桑，东陵之瓜，足娱此生，庶毕乃愿。执事忠肝贯金石，古谊若龟鉴，行见翌赞明廷，辅世进化，致富强，兴太平，自有莫大之事业。在仆敬当为国与民馨香祝之，而断非仆之衰朽，所敢自任者矣。（下略）
又，其时袁每对人云：“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其容貌，其言语，其态度，粹然一爱新觉罗之大忠臣。然此仅以眩宗社党之耳目，其实养其实力以临大敌，志固窃有所伺也。时岑春煊致电袁世凯云：
北京内阁袁总理鉴：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我皇上之从民所欲，不私天下，以尧舜之心为心，为海内外所共见。民军感于朝廷礼让为国，罢战息民，故亦众口一辞，必以尊崇皇室为报，上下相交，各尽其道，为世界历史开未有之局，诚吾国之光荣也。唐使南来，国民咸以平和有望，列强忠告，企盼尤殷。春煊养疴沪上，蒿目时艰，念公为国为民，必能主持定议；不图撤回和使，重启战端！皇上不以君位自私，而公必反遏其德意，国民以人道为重，而公必自逞其兵威，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惟公一人！道路传言，方谓民军选定总统，公因失望，遽反所为，春煊实不愿以疑贤者也。总之，为皇室计，为国民计，惟有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计，庶几上安下全，举国蒙福，春煊亦得偷安林下，则受赐良多矣。事机危迫，敢贡苔荛，伏维鉴察！岑春煊，哿。见《时报》元年一月十日。
当时革命军人对于袁氏深致疑怀者，固不乏人，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上孙大总统书，论和战之局宜早定云见一年一月十九日《时报》。：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
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交，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冑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呜呼！其何以对我北方同胞矣。且夫混一南北，建设共和国家者，亦视夫我国民之决心何如耳。我国民若无此决心，则虽已破坏之各省，不必其能建设，若其有此决心，则我谓天下之事，何事不可以期成？区区北虏，又奚足当我入之一撼者，呜呼！国家之基础，建于国民心理之上，我国民而畏难苟安之国民，不欲收混一之功，则亦已耳；不然者，以武汉一隅，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今日乃以十六省之疆土，而受制于贼虏，此燮和所大惑不解者也。夫武、汉之事，起于国民之决心，今日之北伐，亦诉之于国民之决心而已。而所以日讨国民而训之儆之者，则公之职务也。此所谓急定和战之局势者一也。（下略）
二十七日《时事新报》载袁幕友有密电至南京，通告大总统及江苏都督，其大意谓：
若南方能举袁氏为全国大总统，则彼此当息干戈，永归于好，而袁氏亦必尽力迫胁清帝退位，誓守共和，为民国谋幸福。但如南方不允所请，则彼等当为袁氏效死力，决不迁就，以示衅由我启，战彼无罪云云。
二十八日《时事新报》译载《大陆报》北京电云：
一月二十七日初九日。电：孙总统电致各国公使，历述近时议和情形，并将和议中梗一端归咎于袁世凯氏。略谓：“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若愿尽力共和，则今日仍愿相让。”当袁氏闻民国愿举为总统之消息后，即一变其保清之态度，而力主清帝退位，至前此所议之国民大会一节，亦复尽行抹却。既而知民国必欲其实行赞成共和，而决不肯贸然相让，堕其诡计，则袁氏又复变态矣！盖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云云。
同日又载孙大总统宣布袁世凯罪状之特电云：
孙总统因袁世凯于议和之事，始终失信，于昨日致电伍代表，略言：此次议和，屡次展期，原欲以平和之手段，达到共和之目的。不意袁世凯始则取消唐绍仪之全权代表，继又不承认唐绍仪于正式会议时所签允之选举国民议会以议决国体之法。复于清帝退位问题，业经彼此往返电商多日，忽然电称并未与伍代表商及等语。似此种种失信，为全国军民所共愤。况民国既许以最优之礼对待清帝及清皇室；今以袁世凯一人阻力之故，致令共和之目的不能速达，又令清帝不能享逊让之美名，则袁世凯不特为民国之蠹，且实为清帝之仇。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若因而再启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云云。
上则宣布袁氏罪状之特电，虽三十一日经总统府秘书处更正，然不能遂认为无来历也。
第二节清帝之退位与孙中山之引退
溥仪与其父摄政王载沣合影洎《优待清室条件》颁布，袁以清帝溥仪退位，电告临时政府，并宣布政见，略谓：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下略）
至是临时大总统践誓引退，提出辞职书于参议院，并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其文如下：
今日本人总统提出辞职，要求改选贤能。选举之事，原国民公权，本总统实无容啄之地。惟使伍代表电北京，有约以“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君宣布政见，赞成共和，即当推让”。提议于贵院，亦表同情。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
孙大总统辞职时，附有办法三条：
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
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第三节临时大总统之当选
洎二月十四日，孙大总统复亲莅参议院，陈述详细情形，院议可决。二月十五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以十七票当选。至是袁初步之目的已达，而南北建都之争议起。二月廿一日，袁氏复孙大总统电云：
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各省都督、各军队长鉴：清帝辞位，自应速谋统一，以定危局，此时间不容发，实为惟一要图。民国存亡，胥关于是。顷接孙大总统电开，提出辞表，推荐鄙人，属速来宁，并举人电知临时政府，畀以镇安北方全权各等因，黄陆军总长暨各军队长电招鄙人赴宁等因，世凯德薄能鲜，何敢肩此重任。南行之愿，真电业已声明，然暂时羁绊在此，实为北方危机隐伏，全国半数之生命财产，万难恝置，并非由清帝委任也。孙大总统来电所论，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极为正确。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一层，无足再论，然总未遽组织者，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统一愈难，实非国家之福。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南，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单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总之，共和既定之后，当以爱国为前提，决不欲以大总统问题，酿成南北分歧之局，致资渔人分裂之祸。已请唐君绍仪代达此意，赴宁协商，特以区区之怀，电达聪听，惟亮察之为幸。袁世凯，咸。
又致孙大总统电见二月廿一日《时报》。：
南京孙大总统鉴：昨上两电计达。前奉尊电，惭悚万状。现在国体初定，隐患方多，凡在国民，均应共效绵薄，惟自揣才力，实难胜此重大之责任，兹乃辱荷参议院正式选举。窃思公以伟略创始于前，而凯乃以轻材承乏于后，实深愧汗！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涵亮。俟专使到京，再行函商一切。专使何人？并何日启程？乞先电示为盼。肃复。袁世凯，铣。
当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即派遣专使蔡元培、汪兆铭等赴北京欢迎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袁氏固凭藉北洋势力，不欲南行者，用杨度计，嗾令第三镇曹锟所部于二月二十九日晚在北京哗变，焚烧东安门外及前门外一带，兵匪抢掠达旦，商民被害千余家。翌日而天津、保定驻军，亦相继而起。于是袁氏即借口北方大局，不得不赖己坐镇，而食南京就职之前言。
蔡、汪等亦为所欺，且电南京为之解说。并于三月二日，连电临时政府及参议院，速筹善策，以满北方人民之望。于是参议院决办法六条，允袁世凯于北京就职：
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
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
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后，即复电认为就职，并通告全国。
四、袁大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
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
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袁世凯得电后，遵照参议院办法，于三月十日在北京行正式受任礼。先于八日电传誓词于参议院。其复电如下：
南京参议院公鉴：麻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义务，谨照三月初六日参议院议决，照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八日，袁世凯。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与他的僚属在外务部合影参议院亦有电答袁大总统词见三月十一日《时报》。：
北京袁大总统鉴：电达誓词敬悉。谨照本院三月初六日议决办法之第三条，认大总统为受职，一面通告全国，并致辞于大总统之前，其文曰：维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莅任。本院代表全国，欢呼迎祝而致之辞曰：共和肇基，群治待理，仰公才望，畀以太阿。筚路蓝缕，孙公既开其先，发扬光大，我公宜善其后。四百兆同胞公意之所托，二亿里山河大命之所寄，苟有陨越，沦胥随之！况军兴以来，四民辍业，满目疮痍，六师暴露，八府匮竭，转危为安，劳公敷施。本院代表国民，尤不得不拳拳敦勉者：《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伦比宪法，其守之维谨！勿逆舆情，勿邻专断，勿押非德，勿登非才！凡我共和国五大民族有不至诚爱敬，皇天后土，实式凭之！谨致大总统玺绶，俾公令出惟行，崇为符信，钦念哉！参议院，佳。
袁世凯既就职，临时政府迁至北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十一日由孙大总统公布，袁氏即依据以组织临时政府焉。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三月三十一日，袁总统颁训勉军人令云：
现在政府成立，全国统一，揆厥原因，多由我陆海军人同心戮力，一致进行之功。自今以后，破坏之局既终，建设之事方始，所有我陆海军人，热诚爱国，同赞共和，自以捍卫国民为天职。益民出饷以养兵，兵出力以卫民，惟军人有自尊自重之风，斯国民有相敬相亲之意。我军人栉风沐雨，劳勚□□，见民间之困苦流离，讵不恻然于心，引为己责？分为军民，义犹兄弟，将欲维持现状，希望太平，必能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以巩固民国之丕基，始垂历史之荣誉。其有违犯纪律，扰乱治安，或假借名义，动摇国体者，必与爱国军人共弃之！本大总统生长兵间，习知甘苦，徒以肇基伊始，日昃不遑，愧未能躬莅戎行，拊循士卒，望传告各该官长目兵，嘉奖慰问，并将此意普为训勉，咸各恪遵。
四月二十九日，袁氏出席参议院，有演说词，并录下：
袁世凯在参议院之演说词民国元年四月廿九日。：
世凯忝承五大民族推举，夙夜祗惧，恐不能胜，谨掬诚悃，敬告我国民：在志气高远者，谅必以世凯莅任伊始，必有宏大之议，以一新闻听，然审时度势，未敢以语此也。古今立国之道，惟在整饬纪纲，修明法度，使内外相系，强弱相安，乃可巩固国基，争存宇内。迩来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而士卒多昧服从之谊，人民鲜知公共之益，空谈者偏于理想，营私者多牟权利，循此不变，必将纪纲废坠，法度荡然，欲保障人民之生命财产而不可得，尚敢侈言铺张乎？世凯向持锐进主义，不甘以畏难保守自居，数十年苦心经营，当为诸君所共见共谅。但现值改革之后，亟当维持秩序，利用厚生，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譬如建造巨室，须将基础审慎测量，择工选料，层层稳固，处处坚实，非可徒侈外观，虚事粉刷，然后广厦落成，方能历久不敝。倘以孟浪潦草出之，恐墙壁未立，而倾覆随之，其损失何可胜言。
是以必须根本完固，再行急起直追，则观成可操左券矣！百废得兴，要在财政。去岁度支预算，虽云入不敷出，然尚亏称有二百六十余兆两之岁入。半年以来，工商荒废，税入锐减，外债暂不能偿。近以改良政治，必须输入外资。故先定整顿财政大纲，增加财政信用。每年应还借款赔款本息约五千万两，借款多以关税作抵，亦有以厘金作抵者；赔款以关税及盐课作抵。速与有约之国商议加税，一面废去厘金及减少出口税。每年海关常关所入，可由四千四百万两，增至六千余万两，可抵支前项外债而有余。至铁路及他项借款，另以铁路及他项进款偿还，不足则由盐款拨补。尚有各省所借外债，其总数约一千余万两。又去冬欠交庚子赔款一千二百余万两，均归入组织新政府，即用大借款项下速为偿还。建设行政所需，应迅速成立预算，以定支用大借款标准。目前先发出暂时短期库帑券，以济急需。此项库帑券，由将来大借款归还。此事极为要著，舍此无他法可恢复财政信用。仿照新法整理盐政，可增盐课五千万两。清理田赋，剔胥役之积弊，轻人民之负担，未经升科之地，搜集专门人才重新测量，酌定税章。改良国币，划一圜法，为财政最要关键，即必迅速施行。我国财政专门人员尚少，又乏经验，将来庶政俱举，亦须借用异才，以资先导而备顾问。
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质言之，中华实农国也，垦荒、森林、畜牧、渔业、茶桑富藏于地，类多未辟菁华，愿我国民无从空中讨生活，须从脚底下着想。即以矿产言之，急须更改矿章，务从便民，力主宽大，以利通行。且商律与度量衡，亦应迅速妥订实行。
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人民信教自由，举凡各教，均一视大同，毫无偏倚，不论其信教与否，亦不论其信仰何教，均须互相尊重，悉泯猜疑，冀享幸福。我国民习惯积重，急切难趋大同。教育尚未普及，改革尚多疑沮。军人缺乏精神，训练当探本原。法律亦未完备，法权仍多放弃。交通未能畅达，风气难期划一。均当与国务员随时筹商，力求进行。迩来外人对我态度，类皆和平中正，藉示赞助之诚，固征世界之文明，更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从数千百年专制之后，一跃而跻共和，宜吾国民之色然而喜也。然世凯深以吾国之未进步为忧也，深望我国民常处于不足，勿夸张自满也，深望以公诚推与，勿互相猜忌也。四万万心惟一心，国乃强。
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
第十章 二次革命之时期
第一节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
袁世凯组成的“内阁”国务总理熊希龄原南京临时政府之让政权予袁世凯，实由于事势之牵制。袁就总统职后，一切设施，多由己意，主采用“总统制”，以便于大权独揽。然内阁制系依据《临时约法》者，故国务总理唐绍仪毅然主张内阁制，设国务会议，以为执行职权之枢纽。袁既与唐内阁意见不融洽，争权不得，渐与民党不睦。又以每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通过，方能有效，且时复驳回，深苦之。而国务总理唐绍仪因与袁为旧交，恒严辞抗辩，不肯稍让，因益忌之。会事有不经国务院，径发令，唐大愤，拂袖出京。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宋教仁、王正廷亦相率去职。
时国人对于袁氏，已滋不信，观于元年六月廿七日《时报》所载袁总统解释谣言之原电可知。电录下：